上个礼拜，我应北大博士生联谊会的邀请做了一次讲座，讲的是新中国的革命外交。那天有同学问我，从我讲述的内容中，如何能够总结出一些有利于个人成长的东西来？今天应国关之邀来做讲座，听说听众大都是本科生，因此我想是不是换个题目，讲讲跟个人成长有关的东西？因此我就想到了这个人物研究的题目，希望能对满足同学们的愿望，对个人的成长有所借鉴和启迪。当然，我讲人物研究，并不是要在这里得出什么结论性的意见来。其实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讲历史，目的不过是希望大家通过历史演进的过程，看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从而得出一些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或教训。
我看今天在座的未必都是本科生，也有不少研究生、博士生吧？今天讲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想来是大家都熟悉的两个人物，同学们都对他们一定都有所了解。选这个题目讲，也有我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说法，有太多褒贬的色彩，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地去认识他们。从学者的角度，特别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需要不带感情色彩地去研究他们。我今天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即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不带明显褒贬的比较研究，更全面地来了解这两个人。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全面地介绍和评价这两个人物，只能是从这二人的出身、教育、成长过程等方面来比较他们各自的特性以及一些共性，从而总结出一些带有某种逻辑性或规律性的东西来。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对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执政党与革命党由于所处位置不同，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当面对重大危机之际，它们所选择的作法很可能不会一样。革命党可以把口号喊得很高很响，因为它不需要承担执政党的失败责任。然而执政党却有它的难处。我们今天批评蒋介石30年代不该搞“安内攘外”的所谓“国策”，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国家都要亡了，你还要镇压异己势力，岂不是不讲民族国家利益？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蒋介石和执政党当时的立场来看问题，不完成国家的统一，听任地方势力武装割据，甚至你在前面抗战，他在后面乘虚而入掏你的老窝，你又如何集中精力来抵御外侮？这种问题，对于当年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件很难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实，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这种政策最后是否达到了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比如，1918年，布尔什维克刚刚执政，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尚未停止。为了首先巩固内部，列宁不顾众多同事的反对，坚持批准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大片领土。等到政权巩固了，国家强大了，苏联最后又把这些割让的土地收回来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好像没有哪本说列宁当年这样做是丧权辱国吧。
同样的情况，中国60年代的外交非常革命，一直奉行最强硬的既反帝又反修的四面出击的战略。然而，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清楚地发现，如果不联合美国，中国很可能会成为苏联核打击的目标。为了中国自身的安全，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而这对于那些一直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各国革命党来说，显然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本来中国的战略是鼓动世界上所有革命党来反帝的，现在中国自己却与帝国主义搞到了一起去了，怎么理解？当时阿尔巴尼亚就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对美帝国主义妥协，正在与美国作战的越南人对此也深为不满。但是，毛泽东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仍旧坚持要与美国妥协。要知道，我们与美国妥协，不光是牺牲了过去的革命原则，牺牲了许多左派朋友，我们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我们过去一向坚持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那就是要解决□□问题。当时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在□□问题上明显地作了让步，以至于至今美国仍旧与□□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甚至仍旧在向□□出售武器。执政党处理外交问题时需要着重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很难简单地坚持意识形态立场或革命口号，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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